2025年4月25日上午，由中共荔湾区委宣传部、荔湾区国家档案馆（区地方志办）、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荔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及詹天佑故居纪念馆承办，广州大学荔湾研究院/研究生院和粤剧艺术博物馆协办的“‘荔泮芳华’系列活动2025年名家讲座第一场（总第10场）”在粤剧艺术博物馆举行。香港历史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教授发表题为“清末民初的粤港合作——东华医院与广州善堂”的主旨报告。以下为丁新豹教授演讲文字实录。
我们今日谈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更应认识到香港与广州在历史上本属一家人，两地关系之密切远超今人想象。香港的东华医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历任总理几乎清一色为粤籍商人。直到后来才出现首位外省籍总理——上海人徐季良。这一人事特征充分证明，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有着非常多的联系。
一、香港东华医院之创立
在探讨东华医院与广州善堂的关系前，有必要先说明东华医院的背景。在1935年玛丽医院建成前，港岛唯一的公立民用医疗机构叫做“Civil Hospital”。“Civil”一词表明其非军用性质——因为当时香港另有一所“Naval Hospital”（海军医院）。该院中文名称较为特殊，称作“国家医院”。对当时岛民而言，就医实属不易。而且，当时民众患病时大多也不去医院，更不求助西医，因他们对西医极为陌生。普通百姓——尤其是早期来港、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生病时往往自行找药而不求医，致使当时香港的死亡率很高。
图1何启爵士
照片中这位是何启，他出身于基督教牧师家庭，早年在香港读书，拥有医学与法律双学位。然而在当时的香港，行医之路并不顺畅——因鲜有人愿接受西医诊治。所幸他还能从事律师职业。据当时香港某西报记载，何启发现他的同胞对西医极为排斥，除非免费施诊，否则不会就医。东华医院的创立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采用中医诊疗，提供免费服务。这里有个耐人寻味的疑问：为何称其为“中医院”？我推测，这可能是当时全中国唯一的“中医院”。因为，传统中医多按方抓药后回家煎服，何须住院？但是，当时在港华人多为贫苦单身劳工，患病后无人照料，从东华医院的历史照片可见，院内陈列着大量药煲（煎药器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东华医院不仅提供诊疗，还兼具照料病患的功能。
图2广福义祠
图片中展示的广福义祠始建于1851年，最初用于供奉牌位，后逐渐沦为弃置濒死之人的场所。香港当局起初并未察觉此事，直至消息传至英国后方才引起恐慌。署理总登记官李斯德视察时记录道“九至十名或生或死的病人躺在‘医院’里，其中一名是腹泻骨瘦如柴的垂危病人躺在一块如其身形大小的木板上，停在一个狭窄的、根本不能站立的空间里……，旁边的房间里放置了管理人员所称的尸体，但仔细查看，其中一人尚有气息……，在这里，人的自然需要沦落至无法形容的令人厌恶的情况”。由此可见当时情形之骇人。此事经报纸曝光后，港府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巧合的是，麦当奴总督此前曾“开赌”（即开放赌博），此为当时快速敛财的手段，但引发了不小的民怨，英廷勒令港府停止开赌，并要求将已获资金尽快使用。此时恰逢华人有建立中医院的需要，总督便顺势拨款促成。另一关键背景是香港当时已涌现一批具有社会地位与财富的华人。这些华人认为有能力自主运营中医院，而港府则提供土地与部分资金支持。
我们发现，东华医院的总理名单中很多和广州“九大善堂”中爱育善堂、方便医院、广仁善堂等善堂总理是重叠的，所以我强调粤港根本就是一家人。有一个说法是香港商人是粤商的分支。这个名单中的13人主要可以分成两类——南北行商人与买办。买办大多是广州人。十三行大火之后几乎所有商行都搬来了香港。所以，1860年代的香港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许多买办，他们原先就是广州或者珠三角的人。南北行商人则充分利用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经营中国内地与南洋之间的转口贸易。无论是将内地货物输往南洋，还是将南洋特产运入内地，都必须经由香港中转，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许多富商。
东华医院总理名单中，梁云汉（鹤巢）曾担任两届倡建主席，足见英国政府对他的信任。他同时创办了广州的爱育善堂，后因破产返回广州并在当地终老。另一位总理李璿（玉衡）原籍新会七堡，因冲突激烈的“土客之争”而举家迁港。此人致富不择手段，既经营金山庄，又涉足苦力贸易（即“卖猪仔”），更取得了当时香港的鸦片专卖权。若论财富，在当今李嘉诚、近代何东之上。19世纪的李璇堪称香港首富——其遗产即便分予子女后，余产仍创下惊人纪录。名单中还有一位陈桂士（瑞南），他是广州陈家祠的创办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高满华（楚香），作为名单中唯一的潮州人（澄海籍），他通过南北行贸易发家，旗下元发行专营暹罗米（泰国米）进口业务。其中非商界出身的只有黄胜，他任职于英华书院印刷所，并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二位华人议员。东华医院总理名单中的邓伯庸（鉴之）也很特别，其夫妇的棺木至今仍停放在东华义庄，历经一个多世纪仍未下葬，因其已经没有后人。此外，名单中的唐茂枝来自“盛产”买办的唐家湾；伍秩庸即著名外交家伍廷芳；莫仕扬则是莫氏买办家族的开创者，该家族历经三代买办（莫藻泉、莫干生），至今已传至第五代，成为香港罕见的“富五代”家族，不过后代已转型从事医生、律师等职业。
19世纪东华医院总理在医院大堂合照中可以发现奇特的一点：他们全部穿着官服——因为他们全部都买了官。其实有钱不买官的话，做很多事情都不方便，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们与清廷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东华医院成立后甚至会帮忙在报纸上刊登朝廷卖官的广告。这个群体想要得到官位需要和广东省当局互动沟通，这里有一个人是张之洞老友，他在其中起了特别的作用，稍后我将再做介绍。
图3 东华医院总理合照
二、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善堂之合作
（一）爱育善堂
从爱育善堂首事名单中可以发现，陈桂士（瑞南）、陈美扬（翼云）、梁云汉（鹤巢）等人不仅担任东华医院倡建总理，同时也是爱育善堂的重要创办人。名单中还包括卢庚扬、李璿（玉衡）等熟悉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成立时间相近。在1870年代初短短数年间，粤港澳地区相继创立了三家重要慈善机构——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以及澳门镜湖医院，这三家医院的成立时间仅相差一两年。其中，爱育善堂在东华医院成立后立即赠送了“惠周海外”牌匾，这是东华医院收到的首块外部机构赠匾。
图4 惠周海外牌匾
东华医院和爱育善堂间有着很多的合作。首先就是赈灾，那个年代珠三角几乎每一年都有灾难。清远绅商于光绪四年（1878）赠予东华医院“德起疮痍”的牌匾，正是对这种救灾合作的见证。1877年清远遭遇大水灾，这里提到“蒙贵院协同爱育善堂来清助赈，自去年腊月开赈至本年六月初二日停止拯活饥民十几万人起死回生之恩如同再造”。当地县志对此也有明确记载，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捐款、施粥等善举。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两个善堂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
从现存档案中可以发现，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合作形式很多样。其中一份文件记载了东华医院委托爱育善堂代为制作病人棉袄的事。当时广州的裁缝比较多，制衣成本比较低。我们就发现文件明确记载了“代做病人的棉袄多少件多少钱，照数额汇交爱育善堂”。还有一种情况是救助孤老。1912年东华医院致爱育善堂的一封公函，记载了一个事件，一位叫做郭荣的老人，是番禺县人，在墨尔本“营谋不遂”，幸得老友资助回港，但物是人非且囊中已空，送至爱育善堂安置以免街头行乞。
（二）方便医院
方便医院成立于1899年，相对比较晚，但是和东华医院的合作尤为密切。从方便医院的创办名单中可以发现，多位核心成员如卢佐臣、陈作屏、刘渭川等都曾担任东华医院的总理或主席职务。名单中值得一提的是周少歧，其子周埈年是1950年代香港著名绅士和社会贤达。然而，周氏家族曾在一次山体滑坡中全家罹难，唯因周少歧当时恰好外出，得以在这场重大变故中幸免于难。
香港当局的官方文件记载了当时肆虐的“脚气病”（维生素B1缺乏症）的情况。该疾病致死率极高，而香港医疗系统却难以有效应对。档案特别指出：“至脚症一科，中外病人回粤，由香港东华医院送到方便医治者，每年以千计，多能奏效”，由此可见方便医院在治疗脚气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鉴于该病症需要长期治疗，东华医院选择将患者转送至方便医院医治。
1918年，方便医院致东华医院函记载到“贵院有脚症病者二十五人欲送至……以得转离水土”。当时他们觉得转一转水土会有帮助。另外我觉得患上脚气病也和那个年代只吃白米饭得不到其他营养有关系。这里还写到“东华医院送来脚症病人每年或三五七帮，每帮或一二十人或三四十人”，这类数据非常多，所以我们能知道东华医院持续和方便医院合作医治脚气病患者。
此外，比较有意思的是，方便医院曾经希望东华医院助其对抗广东省政府。1922年，方便医院向东华医院的求助函里记载到“卫生局张借防疫问题取缔留医，有意摧残”，东华医院的回复是“敝院为慈善机关，政府政令未便由敝法院直接奉函”，也就是拒绝了插手政治。实际上在19世纪，东华医院因直接参与很多政治事务，政府对此非常不满，担心东华医院成为香港的“第二个政府”。所以进入到20世纪，东华医院在政治上的态度就相对谨慎很多。
图5 乐善同情牌匾
方便医院曾赠予东华医院“乐善同情”牌匾，祝贺其重建开幕。另外，方便医院于1911年10月9日广华大医院开幕赠送贺词，“广厦荫同胞几经竭力营谋始克奠厥攸居权作杏林药陇，华侨沾实惠纵或偶罹疾苦胥令各得其所共跻寿域春台”。据此，我也相信方便医院曾经收到东华送给它的牌匾。东华医院成立之后，海外许多华人医院纷纷仿效，所以他们之间的来往很多，我们也因此在海外地区陆续找到一些东华医院的牌匾，例如曼谷的天华医院就收到过。正如方便医院在东华医院成立60周年的时候赠匾“仁风驰粤海 楷模邑式 幸此日步趋有赖 由今追昔六旬周甲纪前徽”中提到的“仁风驰粤海 楷模邑式”，说明这些医院都认为东华是一个榜样，值得仿效。
（三）广仁善堂
倡建两粤广仁善堂也是同一帮人，比如说有东华倡建总理邓鉴之等人。这里我们提到阮荔村，一位做越南贸易的商人，后续谈到赈灾时，还会提及此人。这位名叫何昆的人，他和张之洞交情颇深，曾在广州创办自来水厂，思想极具前瞻性，当时别人不敢做的事他都会尝试。他还曾在香港学习英文，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韦宝珊也是一位非凡人物，香港的爵士，是富二代，也是有利银行的买办。他早先在皇仁书院求学，后到英国读书，在辛亥革命时还提供过帮助。此外，名单中还有周少歧、刘铸伯等。刘铸伯，尽管香港对其的研究不多，但在20世纪初，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他和韦宝珊、梁士诒的关系值得研究，他们之间有诸多的合作。1919年香港抢米暴动时，他们发挥出影响力。此外，名单中还有很多公司，比如元发行、公源米行、银号等等。
1919年安南广肇义祠致函东华询问有关骨殖事宜的信件，从中可以看出信息的流传方式。广肇义祠是先去信给广仁善堂，然后由广仁善堂再写信给香港东华医院询问此事。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发现，民国初年的广州，可谓是一个“乱”字。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靠广州商人、香港商人和两地善堂之间的合作，他们做了大量造福民众的事情。因为当时两地政府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络的，英国政府承认北洋政府，轻视南方的政府，它觉得北洋政府才是正统。试想如果没有两地善堂的帮助，当地群众受的苦难会更加严重。所以，珠三角地区是靠两地善堂的大量合作，提供了大量的服务。
比如有两封信件，一封涉及一名男童被人拐到香港，东华医院为此写信给广仁善堂请求其寻人将男童赎回。另一封则是妇人被拐至香港，东华医院同样写信告知广仁善堂，请求帮助寻回，可见当年是有很多类似的合作。
（四）崇正善堂
崇正善堂的倡建总协值理也是先前提及的那批人，比如阮荔村、卢佐臣等等。
东华医院曾经与广州九大善堂一起合办平粜，以应对米价的突然上涨，这一事件被记载在崇正善堂的记录里。
三、省港澳联合赈灾组织
当时九大善堂和东华医院时常合作赈灾，省城九大善堂总商会七十二行商集议联合香港东华医院开办平粜总公所。因为当时“粤省丰年粮不半岁，一遇水旱，接济稍窒，大局立危。是以前光绪戊戌、壬寅、癸卯及本年，米价飞腾，人心惶恐，皆赖举办干粜，潜遏乱萌”。举办干粜，就是担心平民因缺米而引发暴乱。在当下，没有米吃不至于发生动乱，而在当时三餐都依赖大米的情况下，缺米很有可能发生动乱。但是，当时安徽芜湖的米失收，就需要去收购越南米。与此同时，只有香港公源米行的刘小焯和阮荔村才能收购到越南米。于是便需要东华医院出面，让他们去收购越南的米。去办事的代表是冯平山和梁峙庭。冯平山颇为知名，他是新会人，香港大学至今还有冯平山图书馆。之后，他们就在爱育善堂东厅设立平粜总公所，接济各府厅州县来办理相关事宜。后续因广仁善堂倡议举办救灾公所，九大善堂行商总会等遂分别设救灾公所，另设广仁善堂。但是，倡办名单上仍是这一班人。
1919年，香港爆发了香港史上第一次，应该也是最后一次抢米暴动。事后，香港当局批评说香港必须储备一定量的大米，不能突然出现无米可食的情况，否则就会产生暴乱。1919年收购大米苦难重重，因为当时越南和泰国的米都禁止出口，日本米坊也发生动乱。香港发生抢米暴动时，大家都去安徽芜湖抢购大米。后来，由刘铸伯出面与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沟通，同时梁士诒也劝说安徽方面不向日本人售卖大米，要其将大米运至广州。整个事情的推动，依靠的不是政府，是商人凭借自身的江湖地位，才得以顺利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且精彩的故事。当然，当时的广东粮食救济会的总理陈廉伯和简照南也参与其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刘铸伯和梁士诒曾合作将一些华人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从事后勤工作。最初这个事情是他们运用民间的方法做成的，后来才得到北洋政府支持。刘铸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属于今天深圳平湖人。直至今日，在平湖仍能看到他建立的医院。今日的平湖人仍然记得刘铸伯，他有一项重大功劳，就是促成广九铁路在平湖设站。要知道铁路在某地设站会对当地经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梁士诒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人，他在北洋政府任职为官，家安在香港，他的女儿在香港读英文学院，他本人也极为精明。
图6 刘铸伯
这里也提到何东，他和广东的关系十分紧密。其实他和所有军阀的关系都非同寻常。他曾举办过一次圆桌会议，邀请各大军阀商讨停战。当时军阀们都给了他面子，但后面该如何行动依然照旧。这张照片是何东、何福、何甘棠与他们一众儿子的合照，照片中可以看出何甘棠绝对是华人血统，不过后面他又娶了一个混血妻子，所以他的子女也都是混血。
图7 1910年代何东、何福、何甘棠与他们一众儿子
1919年七月初三东华会议纪录中可以看到当时东华医院主席是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记录中可以看到“近因米价日昂，民食维艰”，要去“施粥以救眉急”，因此就要广州粮食救济会汇点大米过去。己未七月初十东华会议记录写道，“何世光翁曰今晚请列位到会系因蒙何君晓生”，前者曾邀陈廉伯帮助将省城所存芜湖米拨些来港一事“已达到目的”，昨晚何君接到电报云“督军已批准出口一万担”，“特通知东华医院派员到省接收，今院欲举两位（谢家宝、李右泉）上省与陈廉伯接洽”。这里提到了谢家宝，谢家宝是何甘棠的女婿，“谢家宝翁曰，承主席命赴夜轮上省，为接收芜湖米事，但抵省时尚早，乃先到米埠试看芜湖米如何，见得虽不及暹罗米之佳，然仍属过得去，只有些少尘糠气味而已，后乃联队往沙面见陈廉伯先生接洽一切”。后来，他们又到广同兴米埠托人将米运回香港。在他们运输米、储存米的过程中，能够看出东华的总理们是从事哪一行业。他们做事的方法就是商人间的互相帮助，因为总理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大家可以一起帮忙，所以整件事情可以顺利推进，政府则完全没有参与。可见，当时粤港之间的合作就是这种方式。
四、东华医院作为海外侨团赈济广东灾难之中介
东华医院在海外赈灾中也扮演中介的角色。有两封信，分别是新金山巴辣埠（澳大利亚巴拉瑞特）致东华医院，以及雅加达中华总商会致东华医院，函请东华赈济广东水灾。因为他们都觉得东华医院值得相信，所以将钱全部汇给东华医院，东华医院再转汇给广州的善堂赈灾。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在此作为中介的角色。另外，还有古巴中华总会救助广东水灾，也是通过东华医院进行的。东华医院收藏了大量此类来函。澳洲悉尼埠商会也通过东华赈济广东水灾。不止水灾，汕头在1918年正月初三爆发了7.3级大地震，整个汕头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当年赈济也是借助东华医院，通过南北行去赈灾。东华医院收藏了大量此类来函信函。
昨天，我也有幸到广东省档案馆查看一批信件，这些信件大多是1946年之后的信件。所以，我觉得东华医院这一批档案极为珍贵，因为它们的档案是齐全的，包括会议记录及每年的征信录，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日据”时期，从未中断。只有最敏感的一年没有，也就是一百年前的1925年，当年整个档案都没有了。这并非偶然，是因为当年东华医院做了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
五、慈善以外的事务
其实东华医院档案中最有趣的是慈善以外的事务。大家知道辛亥革命的成功在于各地支持革命党，不再支持清朝。广东人就很精明，等到大家差不多都投票后才做决定。这里就要提到广州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江孔殷。江孔殷就是所谓的江太史，他当时发了一个电报给东华医院，让“省地即日总商会集议，宣布共和国条件，请举代表到省情公定公议”。当时的会议记录写道，“本医院未涉便干预此事，今请列翁到聚宣布来电，且此电已分送四邑公所及报界公社与华商会所，请听四邑公所是晚所议如何，由他复电便是”。所以东华医院也变得精明，就说想如何审议都与我无关。但看到电报，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这些政治上的大事也会来找东华医院商议。
还有海外华人向东华的求助。1921年二月廿五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省长来函详及墨国来电着敝院饬属严查，禁止华工赴墨务须随时劝阻请公定公议，谓此事关于政治问题，本院不宜兼理，且前次经向墨国领事署面覆前途，此函可暂为贮下”。1922年十二月十一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四 古巴中华总商会总理蒋修身先生来电，详及古巴政府禁华人以前新客纸一切不纯上埠请止勿来请公定，黄屏荪翁倡议将电文抄白送交访事作新闻资料，另由本院登报使众周知”。1923年五月初四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墨国中华会馆来电，谓墨国禁止华人入境，请公定”等等。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在其中的中介角色，海外华人一旦遇到事情都会寻求东华医院的帮助，这就彰显了它的特殊地位。
广州商务总会也请东华医院代查英国属地北波罗洲地方水土及华人前往工作耕种是否相宜，东华医院则回函写道：“英国属地之华商均未得其确定情形不敢妄为臆说，请转询星架坡埠中国领事或可洞悉一切”。
1918年，东华收到了一封香山侨乡会发出的有关铸造程璧光铜像的函件。当年程璧光率领一支舰队南下参加护法战争，然而他很快就遭遇暗杀了。他们要铸造铜像纪念程璧光，又写信给东华医院让其捐钱。程璧光的铜像就在后来的永安堂前的海珠公园。
1919年，旅京粤东会馆致函东华促阻广东当局拆毁孔庙明伦堂，即广府学宫。这一情况非常特别，因为拆除学宫是政府的行为，东华医院完全没有能力干涉，但他们写信给东华医院。参与者有很多人，比如王宠惠，他是地道的香港人，父亲是牧师。此外，还有梁敦彦、梁士诒、朱汝珍等人。他们在北京联名写信，希望东华医院出面阻止拆除学宫。
六、结论
我的结论很简单。东华医院档案反映了清末民初粤港之间的交流非常便捷。当时东华的总理和九大善堂的总理名单大多都重叠。最特别的是在那个年代，两地的善堂一起合作了诸多事情，帮助了许多群众。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当时广州一带民众受的苦难会更加多。我们现在讲大湾区，也应该强调当时粤港的关系——我们根本就是一家人，从善堂的相关历史中可以看到两地密切的关系。
（本文整理者系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社会工作杜冰冰、温倩钰、2024级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黄杰。）
杜冰冰、温倩钰、黄杰/整理
